生活在国外：记录漂在德国的异乡人

　　我住进了当地的学生宿舍三楼北边的一间房子。我想首要的任务就是熟悉当地的环境。奥斯纳布吕克的德语本意为“牛桥”，它源于命名者看到牛走在市内野兔河的桥上。这是一座只有十五万人口的城市，在中国不过是一座小城，但在德国已经算是比较大的城市了。在下萨克森州仅次于汉诺威和不伦端克，屈居第三。我住的学生宿舍离市中心不远，它周边都是高大的森林和茂密的丛林，不时可以看到野兔在其间穿行。我从学生宿舍乘车到市中心不过一刻钟的路程。坐在车上，我感到很特别，车上只有几个人，大多数座位是空的，没有国内公共汽车上的拥挤和嘈杂。同时我也感到自己有些不自在，在众多的金黄头发当中，只有我是黑色的。一个欧美人到中国来，无论是在哪里，都有人主动打招呼、攀谈。但我这个中国人到德国来，却无人理睬我。不仅如此，我还看到他们眼神中的淡漠与距离。

　　我来到市中心叫市场的地方，它就是这座城市的中心。那里有一个小广场，是用石头铺成的，旁边就是哥特式的市政厅和新教堂。这座市政厅在欧洲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在著名的基督教的三十年战争时，天主教和新教就是在这里签订了和约，从而成为近代欧洲的开端。在市政大厅内还挂着当时几十位国王的油画肖像。在客人的签名本上，我挥笔写下了自己的大名。距离广场不远是大教堂市场，旁边屹立着气势恢弘的罗马式的天主教大教堂。奥斯纳布吕克所辖的天主教教区曾经是德国最大的，因此这个大教堂成为了这个教区的中心。我走进教堂，看到了十字架上的耶稣。在这静谧的空间里，体会其庄重与神秘。奥斯纳布吕克城市中心的建筑完全合乎古希腊城邦建筑的理念。古希腊城市的中心是一广场，周边是神殿，剧院和议政厅。神殿是城邦守护神和诸神现身的场所，而剧院表演神与人的斗争，议政厅则讨论城邦的公共事务。这一格局在近代城市建筑中发生了变化，神殿变成基督教堂，剧院则更多地上演近代艺术门类，市政厅是民主议政的所在。离开市中心往南去，就是奥斯纳布吕克的王宫。它是一座典型的巴洛克式建筑，黄色的墙体、红色的瓦顶，自身形成了一院落。同时在宫前树立了以希腊神话为题材的人体雕像，喷泉在不断涌出，使那里变得生机勃勃。在喷泉的南边，是一大片平坦的草坪，它的周边是高大的树木，上面则是湛蓝的天空和白色的浮云。昔日的王宫久已成为今日的大学。我在草坪上躺下，想着这里就是我要学习的地方。

　　在奥斯纳布吕克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，我不仅对那里的城市街道有了初步的了解，而且也对其气候有了些常识。奥斯纳布吕克位于德国北部，是典型的海洋性气候，虽然夏不热，冬不冷，但气候多变，有时一天会出现几种天气现象，出太阳，降暴雨、下冰雹。它几乎每天都会间歇性地降雨，但极为短暂。为此我总是带一件轻薄的雨衣。

　　尽管奥斯纳布吕克是一座美丽的城市，但我没有家园感，我总认为她是别人的，而不是我的，因此有一种说不出的距离感和疏远感。我在超市购物时，也会碰到一些友好的老太太打招呼，她们问我是不是越南人，我说不是；有时她们也问我是不是日本人，我也说不是，而强调说我是中国人，并耐心地告诉她们越南人和日本人都比较矮小，不会长到一米八以上。于是她们笑了，称赞我的德语非常好。德国人之所以会把我当作越南人和日本人，是因为他们只知道越南人和日本人。在德国，大批越南难民开设了中餐馆和中国的杂货店，同时日本人的汽车和家用电器也充斥着四周。这样越南人和日本人进入了德国人的日常生活和语言之中。相反德国人对于中国人所知甚少，也许他们一般只知道筷子和功夫，更多的也只知道一点毛泽东和毛式服装。对此我有些憋气。中国还有许多东西德国人闻所未闻呀。有些德国人和我说话时没有预设我是越南人或日本人，而是问我从哪里来。当他们知道我是从中国来时，就会接着问我什么时候到的和什么时候回去，我告诉他们我刚来，一旦学完了就会回去。

　　有了这些经历之后，我想我应集中注意力思考自己在生活与学习的问题。我每天都在我的房间里盘点，哪些是我面对的困难，同时又如何去克服它。

　　首先是语言。虽然我能对付一些简单的日常对话，能听能说，但稍微复杂了还是不行。因此我和人还不能进行深入的交流，有很多词听不懂，有时即使听懂了一些词，但也不明白整句话的意思。特别是在看电视时，我简直无法分辨节目主持人口中发出的音节。另外我说的能力也很有限。我首先用汉语造一个句子，然后把它翻译成德语，有时却无法找到一个切中的词，只好先想出相关的英语单词。这样往往形成了：有话说不出。至于我读报纸、刊物上的文章，还不是很流利，必须借助词典。写一篇地道的没有语法错误的德语文章，恐怕要一天的工夫。我的语言能力除了要对付一般的日常交际之外，还要对付学校正式入学的语言水平考试。我当时还只是短期的访问学生，转成正式学生必须通过这样一门考试。之后我还要对付各种哲学课程的语言问题。总之语言是我在德国遇到的最大的鬼门关，而且也是永远跳不完的鬼门关。

　　其次是经济。在德中国留学生许多是国家公派的，他们享有德国方面资助的奖学金，无须为马克发愁，可以一心读书。但他们也可以在放假期间打工去挣一笔外快。另外一批是自费生。一般家境殷实，从父母那里拿了数万马克，因此在德国也衣食无忧。但他们往往无法动用这笔钱，靠在周末和假期打工维持自己的生活费用。不过自费生中还有一批是没有任何经济保障的，这就必须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。有些学生干脆就不上课了，同时找了几份工作，成为地道的打工仔。在众多留学生中，公费生瞧不上自费生，而自费生中的富人也瞧不起穷人。其实我就属于其中的穷人，因此成为了异乡人中的异乡人，处于最边缘的地位。我出国的大量费用是借的，在德国每月的生活费最低为六百马克，如果每小时能挣十马克，那么每个月至少要工作六十小时。刚到德国，我也去职业介绍所去找工作，但由于我的德语水平还不是很高，不能胜任其工作要求。于是我想还是把语言提高了再说，等待时机找较好的工作。虽然我开始没有工作，但我还是忧心忡忡，为自己的生计发愁。那只有唯一的办法是：节约、节约、再节约。我给自己一个规定，绝不乱花一分钱。

　　第三是专业。我所学的专业是哲学，那西方哲学当然就在西方了，其中除了古希腊哲学就是德国古典哲学和德国现代哲学。我来到德国，可以说是来到了哲学的故乡，在这里可以学到纯正的哲学。但这种纯正的哲学也是最困难的哲学。我认识一批在国内学习哲学的人，来到德国以后从事中西哲学比较的研究，以发挥作为中国人的特长。即使拿到哲学博士之后，人们也很难找到饭碗。因此哲学不是一个可以寻找面包的工具。也有一些国内学哲学的人干脆改换去学经济学等专业，这样就可能在德国的公司找到职务或者充当西方公司在中国的代理。我充分意识到了学习德国哲学是非常困难的，但我不想改变自己的学习方向。对我来说，哲学不仅是我的专业，而且也是我的生命。如果放弃了哲学的话，那就等于放弃了我的生命。因此我决定锲而不舍地继续学习哲学，或者说，重新开始学习哲学。

　　所谓重新开始学习哲学，就是抛弃自身过去在国内所接受的哲学教育。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大都是编译性、介绍性的，很难说是一种研究性的工作。许多专家并不懂德语或其它西方语言，因此无法阅读康德、黑格尔、尼采、马克思、海德格尔等人的原著。即使有人有能力阅读，但他们掌握的哲学文献也极为有限。但在德国则是一幅另外的情景。我到大学的图书馆去看了看，每一位重要哲学家的著作都摆满了一书架。一方面是他们各种不同版本的著作集，另一方面是关于他们的英、法、德文的研究著作。至于各种哲学期刊的研究论文更是不计其数了。中国学者在语言和资料上的欠缺，在根本上制约了中国西方哲学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。许多西方哲学家认为，中国基本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西方哲学史研究，更多的只有西方哲学史的传播。因此我在德国的哲学学习迫使我要完成一个根本性的转变。

　　第四，生活。作为一个中国人在德国生活，我必须适应德国人的生活方式。在吃的方面，我开始尝试吃面包加黄油和奶酪，并练习使用刀叉。当其他德国同学不在厨房时，我才偶尔做一点中餐，并马上彻底清除中国菜烹调过程中所特有的油烟味。德国人有些爱吃中国菜，但有些连其味道都不敢闻。在睡方面，我仍保持自己的习惯，晚十一点睡觉，早晨七点起床，中午午休。但德国同学一般是晚上一、两点钟才睡，上午十点左右起来，中午无午休。这样他们在晚上和午间的吵闹往往干扰了我的休息，有时人很疲倦，只有靠咖啡来提神。但我也想逐渐地和他们的生活节奏合拍，晚睡晚起，放弃午休。至于个人卫生方面，我比以前更重视。听说中国人身上有一种猪的气味，德国人身上有一种牛的气味，而人对于不同类型的气味非常敏感而且反感。这样我坚持每天早晚淋浴一次，并更换衣服，修理胡须与鬓角，以保持个人的清洁卫生。

　　第五，心理。一个人在德国，就如同一个人生活在陌生的世界，他并不象有的人想象的那样是生活在天堂。在这样一个陌生的世界，最大的心理问题就是孤独和寂寞。一般的中国人，不管上公费生还是自费生，都很难融入德国社会里。因此在德的中国人只能构成一个自己的交往圈，他们往往在一起吃饭、打牌，然后闲谈，东家长、西家短。我刚到德国时，周围既没有什么德国朋友，也没有什么中国朋友，完全是独自一人。特别是在周末，楼里的同学都纷纷外出，与友人共同享受快乐时光，而楼道里仅剩下我一个中国人。这样往往整天没法和人说一句话。由这种孤独寂寞所引起的对家人的思念，对未来的忧愁往往如同雾霭一样弥漫在我的心头。我知道这种孤独是不可避免的，同时我也知道我不能逃避，必须习惯，也就是说，我必须在这种孤独中生活。因此我要忘掉孤独，专注于学习。或者我在学习之余，独饮德国啤酒和法国波尔多葡萄酒，以酒释怀；有时我就一个人在周围的树林和原野散步。

　　除了这五个问题之外，我自己还存在许多其它方面的问题。这些问题是我在国内所不曾有的。它们虽然我也曾想象过，但却从没有经历过，现在我在德国却亲身体验了。这些问题对我来说都是困难，有的还是非常大的困难。但我想我一定要克服它，走一条路出来。

　　到德国一个多月了，我开始慢慢地给国内的家人和朋友写信，告诉他们我在德国的状况，让他们不要为我操心。同时我也积极地和德国的一些熟人建立关系。卡罗已经回到波恩附近他父母的家，他邀请我到他家住一段时间，也许能帮助我了解和适应德国的情况。

　　我坐车来到了波恩，卡罗在火车站接我。能在德国相见，我们感到万分高兴。随后卡罗开车带我到波恩的主要街道跑了一圈。我们去了贝多芬的家，那里是他出生的地方。贝多芬狮子般的头发似乎是其英雄交响曲的音符，它使我想起他的名言：扼住命运的咽喉。这位英雄给予了我勇气，我现在就是要从他那里获得战胜困难的力量源泉。之后我们来到莱茵河畔。莱茵河水象苍天一样蓝得纯粹。在伟大的德意志精神空间中，除了古希腊诸神居住的奥林匹斯山和中世纪建立的上帝之家—教堂之外，就是这自南向北贯穿德意志大地的莱茵河了。莱茵河！诗人荷尔德林称它为父亲般的河流。在其赞美诗《莱茵河》中，诗人颂扬莱茵河的源头是个谜，连歌声也无法将这个谜底揭开。诗人诉说了莱茵河的命运，同时也诉说自己的命运。莱茵河不停穿越在德意志的大地上，也流淌在诗人的心田里。在这夏日的黄昏，我漫步在莱茵河畔，被这河流呈现出的神秘所吸引，它也勾起了我对家乡河流的追忆。

　　天快黑了，我们驾车由西向东越过莱茵河，驶向波恩东边的一个小村，那是卡罗的家乡。他的父母和三个妹妹都都热情地欢迎我，流露出兴奋和好奇之情，也许他们是第一次见到一个中国人，也许是第一次请一个外国人来到家里。我就这样在他家住了下来。卡罗白天在一家工厂干活，赚些钱作为平时读书和生活的费用，晚上才回家。这样我白天就看书并和他母亲聊天，晚上则和卡罗交谈。过了几天，我便对他家的情况有了一些了解。原来卡罗的父母年轻时都是种地的，后来由于普遍的工业化，他的父亲便去了工厂上班，而母亲则操持家务，三个妹妹也都在工作。他们家有四辆汽车，这是上下班必要的交通工具。他们家的生活很松散，大家都是分开吃饭，而不是象中国人那样围在一起吃，只是过节才如此。到了周末，卡罗不再去工作，便带我去看朋友，和游览附近的风景。有一次我们来到了著名的爱姆斯温泉，那里曾是俄罗斯人聚集的地方，据说陀斯妥耶夫斯基的《卡拉马左夫兄弟》就是在那里酝酿而成的。有时我们也去周边小镇的啤酒馆去喝当地出产的啤酒。我在卡罗家呆了半个月，便想回去，我感到客居于我于他都有所不便。但卡罗和他家人都不这样认为，挽留要我住下去，但我还是坚持要回奥斯纳布吕克。

　　我在回去的途中去了明斯特，到那里看望我研究生时期的女同学。我们能在异乡见面，心里得到了无比的慰籍。她比我早来一年，但现在仍处于困难时期。她的德语入学考试还没有通过，一直都在语言班学习，同时不断在当地和外地的餐馆打工。生活应该说是很辛苦，有一种说不出的寂寞与哀愁。其实我虽刚来不久，但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？同是天涯沦落人，何况相见已相识！（鹏富春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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